御史杨晨：鉴洋湖中的自由生活

■潘雪梅

在鉴洋湖湖心沙洲上建造精致的西式别墅时，清朝御史杨晨心中想到的是陶潜《归去来兮辞》之中的那句“倚南窗以寄傲”，遂以“寄傲轩”为之命名。时值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刚刚跨入耳顺之年。而此时，距离他辞官回到家乡已经8年，早已阅遍沧桑，该做的都做了，该努力的都努力了，该放下的也就放下了。于是，他从时间的锁链中挣脱出来，从另一个节点上开始建立一种自由生活。

当他站在鉴洋湖的湖光山色中，望着新建成的湖墅，心中交集百感——前路的丰饶记忆里，享有神童之誉的他，有着15岁府试第二、18岁中举、32岁进士的荣耀，也拥有翰林院庶吉士、充国使馆协修、御史等平民不可及的身份。他有胆魄，心中有家国：上关心强国之道，下关心百姓疾苦。国强民乐，这是他曾经的理想国，也是不少仕途中人的普遍理想。但一个人的理想世界往往抵不过现实风雨的摧残，早在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海战，朝廷的败绩令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他非常气愤，一度萌生退意，但曾经的理想观并未让他立即做出辞官的决定。随着大清帝国的日渐式微，他年轻时构建起的人生坐标发生了偏差，意欲重建自我的时间秩序和人生秩序。这几年里，他不断地思考、摸索、寻找自己的路。光绪二十三年（1897），母亲的逝去，立即成为他辞官归乡的有力借口。他并非鲁莽地辞官，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向命运宣战，他曾对人说：“吾台襟山带海，交通阻滞，甬人始置轮舟，雇用洋人司收纳，动遭苛待。” 大概就是洋人的“苛待”让他暗下决心发展家乡台州的航运事业，以对抗其压迫。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是性格与时代共同赋予的，如果杨晨没有耿直的性格，强大的内心，没有做一番事业的宏伟理想，没有民族主义精神，他不会放下权重的官宦身份，甘愿辞官归家，也不会开通甬台沪之间的航运事业，开创台州近代工商业的先河，以及拓展家乡的教育事业，任黄岩县（今台州市黄岩区）教育会首任会长，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身份的转变，也令他生命的轨迹摇曳生姿。

辞官回到台州，杨晨作别官宦身份的光环，从容地把后半生的时间交给了辽阔的水域。胸有万壑的他，从航运事业开始，亮出了实业家的新名片。从此，水成就了他的事业，也成为他精神的最终归属地。水，流动、无涯、包容，蕴含无限的远方，暗含彼岸和理想的隐喻。不知是不是命运的安排，他的后半生再也没有离开过水域。而且，与鉴洋湖结下不解之缘。

当他第一次脚踩着鉴洋湖湖心岛潮湿的土地，极目远眺，湖水荡漾，清澈流韵，白鹭翩然，水鸡拍打着翅膀从湖面上划过美丽的弧线时，他的心中一动，萌生了居于此的念头，并于后来如愿建起了名噪一时的“湖墅”。但当时他看到的不仅是美景，更是其中的问题——这汪由古海湾保留下来的泄湖，由于时间久远，湖区河道弯曲，沙洲众多，水道不通，满浸四周，经常为灾，不利于农业生产。

杨晨脑海中突然产生了大胆的念头：围湖筑堤，可以涵养水源、保护农田。变灾为利的想法很快得以实施，杨晨首资，在当地乡绅中间引起反响，院桥工商人士和龙涛、南舜谱等士绅们纷纷捐资。当地的群众则自愿出力，或尽义务，或少拿工钱，经一年多施工，湖堤建成，蓄水千亩。

蜿蜒的堤坝，仿佛是鉴洋湖上的一幅隽永的画卷，那是杨晨用心去描画的，亦是他美好愿景的一部分，但这并非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想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新农事之所。于是，他又出资买了首批桑苗，种在湖堤上，把它们分段包给农民，由他们免费采摘，前提是必须培养好桑树。这样既能保护湖堤，又激发农民的养蚕热情，可谓一举两得。鉴洋湖边的桑蚕学校就是他在这样的形势下创办的，与其说杨晨是在书写个体的人生理想，不如说他正在引导一个群体进行突围。一段时间后，他欣喜地看到农民种桑养蚕水平不断提高，乐业安居。

而围绕鉴洋湖所做的一系列改变，也让湖中环境和水质发生了变化。后人作《山水记》，以优美的文笔还原当时的情境：“鉴洋湖，纵一里，横五里。为东南巨浸，中有沙洲芦荻。水多银鱼，长寸许，如小薤叶，色白如银，味最美。击楫中流，恍如剡中风味。”昔日鉴洋湖的风姿如许，杨晨功不可没。

无论是御史杨晨，还是实业家杨晨，最后，都绕不过文人杨晨的光环，鉴洋湖，终成他寄予文士情怀的栖息地。

今日烟波浩渺的鉴洋湖水间，已不见当年精致的西式小别墅“寄傲轩”的片羽，但可以想见光绪年间，伫立于湖中央的小洋楼是何等气派，于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间是何等出众。时代变迁，当年的辉煌已无踪可觅，主人杨晨的心境倒可以从“寄傲轩”大门两边的一幅楹联中窥得一斑。

上联：金马碧鸡，携手青山赴偕影。

下联：银鱼紫蟹，盟心白水会忘年。

这幅笔法苍劲的楹联，是杨晨在寄傲轩落成后不久亲笔手书，楹联中所说的金马、碧鸡是湖畔两座名山——马山和鸡笼山，银鱼、紫蟹是湖中两大特产，赏名山、品鱼蟹，是何等的潇洒快意。在这些文字间，已隐约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山水情怀和浑然忘忧的出离之感。不知是否从这一刻起，他把身心的归属地，一并交给了鉴洋湖的山水。

从杨晨的生卒年月（1845-1922）不难看出，他最后归隐鉴洋湖时正处于历史的重大变革期，一个帝国王朝的陨灭和一个新时代的兴起。飘摇中，他或许已经看透风云变幻、世事变迁。透过门外的湖光，视野极处是一片苍茫，湖水带走往昔，重建朝代更迭间被摧毁的秩序，并非易事。而适应变迁的动荡，大概唯有山水的宁静。

“门外湖光十里碧，座中山色四周青。”杨晨在湖墅四周遍植名贵花木，南侧还建有一玲珑剔透的凉亭，称“湖心亭”。在此，他著书、垂钓，过着潇洒的林泉安逸生活，为后人的想象增添了多维的空间。

即便是隐居，杨晨也注定要闪光，为闲适的生活增加亮度，为文学事业开拓新空间。创立于咸丰十一年（1861）的“月河吟社”，因太平军入侵而中断，杨晨牵头重新串起新的链条，延伸文脉。遂与文人南舜谱、王舟瑶等在“寄傲轩”重新组建文人团体，仿唐代“香山九老”定名“九老会”。每年逢农历三月三（上巳）、九月九（重阳）春秋二季邀集诗友，游湖赏景，吟诗作赋，交流作品，编纂成册，其乐无穷。值得一提的是，“九老会”得到传承，由黄岩文人组建的“新九老会”至今仍不定期开展活动。

回归文人身份是快乐的，吟诗唱和，畅意在自由的文字间。其中两次与友人畅游的经历对杨晨来说，意义非凡，且成为文坛上的佳话：一次是民国二年（1913），杨晨邀友春游鉴湖，作诗数律，和者三十五人，得诗七十五首，汇编成册，名曰《湖墅倡和集》。文人雅士常游湖吟诗，有“桥横群水合，山断夕阳疏”之句；另一次是民国七年（1918）十月杨晨生辰，又邀诗友，会于湖滨马山之麓生圹，复作诗八绝，和者三十四人，得诗二百九十首，又汇编成《生辰倡和集》。

杨晨晚年隐居的生活可从《湖墅》一诗看出：扁舟散发欲何之，早向烟波理钓丝。一曲鉴湖双桨卧，四明狂客几人知。  桃花浪暖鱼初上，芦苇霜清蟹共持。拟傍水仙祠结屋，棹歌归趁夕阳时。

民国十年（1921），清逊帝溥仪送给杨晨“仙桂重芳”匾额一块，大概是羡慕杨晨自由、洒脱和超拔的人生姿态，这样的生活，对处于深宫的他而言，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如果说晚号“月河渔隐”的杨晨晚年恣意闲适，纵情山水，那就错了。他的湖墅“寄傲轩”三字，既有闲趣又有风骨，小处寄情，大处言志，透出了一个人的气度，这是当年“铁面”御史的气度，也是一个文人的气度。除了文事活动，他在“寄傲轩”中勤于著书，著作丰富——其中《三国会要》一书，研究“三国”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国内典籍仅此一部，另有《崇雅堂诗文稿》《敦书咫闻》《瀛洲咫闻》等。

把一座湖当成精神坐标，杨晨像鉴洋湖的主人一样，以淡然和远视面对尘世，以敬业的精神著书立学，以超拔的姿态追求精神的自由，抑或就是以五柳先生为榜样，以退为进，摆脱尘网的束缚。他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他在鉴洋湖中拥有的自由生活。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境界呢？

1922年，杨晨的诗中出现过多次的马山，成了他死后墓葬之地。即便是离去，他也没有离开鉴洋湖的怀抱，依然看得见鉴洋湖潋滟的波光，听得见湖中清脆的鸟鸣。

其实，无论他身后安身何处，他都会久久地注视着这方寄托他美好情怀的水域，植树、种花、垂钓、作诗、著书，在舟楫中一抒胸臆，纵情吟咏……

注：杨晨（1845-1922），字定  （孚），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进士，山东、四川道监察御史，著《三国会要》《三国志札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