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寓言到创作寓言，他说要写一辈子的寓言

■本报记者 张灵双 通讯员 邱伟男

邱来根，北洋林家桥人，中学高级教师职称，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50年生。他发表寓言作品五六百篇，已出版《小偷撞上大法官》《不会发光的金子》《走出沙漠的小猴》《小花猫照镜子》《仓颉先生讲故事》五本寓言专著，编著、主编《在翠屏山下起飞》《在翠屏山下成长》《在翠屏山下长大》《蜜橘飘香》四部寓言集。邱来根还曾获得第三届、第五届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最高奖——“金骆驼奖”，第五届“金江寓言文学奖”，2014年“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贡献奖”。他的百余篇作品被国内一些出版社、刊物收入珍贵选集，受广大寓言爱好者喜爱。

本期面对面，记者专访寓言名家、黄岩寓言领军人物邱来根先生，讲述他与寓言的“鱼水”之情。

记者：从您接触寓言至今，对您而言什么才是寓言？

邱来根：寓言并不神秘，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作文写作，无非是写一个故事、一件事情，同时还要寄寓一个深刻的哲理。但相较于我们平常的写作，并不会刻意地去表达一个哲理，这就是寓言得奇妙之处，用一个简单的故事讲述一个哲理。所以我常说创作寓言的作家必须要是一个思想家，透过表面看到内在蕴含的深刻道理。

记者：那您当初是如何与寓言结缘的？

邱来根：这就要说起我的恩师解普定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茅畲上小学，四年级时，班级组织一次春游，游九峰。我们当时是从学校步行出发走到黄岩，走了好几个小时。那时候大家都很有兴致，尤其是班主任向我们讲述了朗公石的传说、九峰书院的故事、桃花潭的来历等，回来后我就写了一篇游记，足足一千字。这在四年级的学生中很少见，于是语文老师就把我的作文上交给时任校长的解普定先生，我才得到解校长的重视。解校长当时在寓言创作方面很有见地。

记者：这篇游记是否是打开你接纳新鲜事物的关键窗口？

邱来根：是啊，后来解校长就在学校里开设了写作辅导课，每周六上午学校放假后，每个班级写作比较好的同学就自觉留下来，等待解校长上课。那时候解普定先生都会有意识地同我们讲几个寓言故事，随后才开始作文辅导。这时候我对作文写作开始感兴趣，对寓言的基本结构也有了一些理解，而且我与解普定先生投缘之处还在于家乡，他的老家就在林家桥村，所以对我十分照顾，他家里的书橱都向我开放，每次来借上一本，看完了换一本再借。

记者：这种痴迷到什么程度？

邱来根：在我们那个时代，生活艰苦不说，想要挑灯夜读更是难上加难。我记得那个时候家里连煤油灯都买不起，因为这是需要凭票购买的，而且还限量，一个月一两，用完了就没了，所以那时候父母总省给我用。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当时为了能看书，尝试过不少方法。跑山上找一些发油发红的老松树，砍回家劈成一条条做成火把，在夜里点燃了看书，或是利用烧饭的毛竹片，放水里浸泡一段日子，然后晒干，夜晚点起来读书。

记者：在此期间，寓言对您而言是否变得不一样了？

邱来根：我觉得解普定先生是有意识去地教我们寓言的结构，引起我们的兴趣，但他不会刻意地教我们学写寓言。他会推荐我们看一些寓言书，例如《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让我们自己去感悟，开眼界，因而我到现在也始终认为寓言创作需要悟性。作文写作是一个基础，就连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写得不够好，尤其是对语言的要求。虽然当前取得了一些小成就，但想要实现一个突破还是不容易，所以养成对寓言的兴趣很重要。

记者：后来，听说你当了近十年的农民？

邱来根：在解普定先生的支持下，勉强读完初中，刚好是1966年。时局动荡之下，我回家成了农民。在家里和父辈们一起种田，但即便是那样的遭遇，我依然没有抛去书本，而是千方百计找书本看，坚持每天看报纸，将解普定先生的话放在心头，多阅读，拓宽知识面。

尽管说当农民的十年里是对我生活和身体上的磨难，但在我看来这是对我的磨砺和创作素材的积累。比方说我要写一篇水杉树和柏树的寓言故事，如果你没有当过农民，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们的属性，水杉树生长得快，用途却不多，而柏树却是坚固的象征。这就是创作素材，是学校里没有机会碰触的。

记者：此时的您有开始尝试自己创作吗？

邱来根：在乡下生活到1976年，我因村里识字的人少，被聘为村里的民办教师，那个时候生活才渐渐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然田还是要种的。在一边教书一边务农的情景下，我创作了人生中第一篇寓言故事，名叫《兄弟俩分船》，当然在此之前，我也写过很多寓言，有的在练习本上，有的在报纸上或是空白纸上，但后来全都扔掉了，因为写的不好。

记者：作品《兄弟俩分船》是受什么的启发？

邱来根：1981年，农村开始搞农业生产责任制，田地分到个体手上，大家一下子有了积极性，总想把自己的地种好，自然粮食问题一下子解决了。但紧随而来的问题开始尖锐，《兄弟俩分船》就在这个时候创作的，因个人利益得到实现，集体利益开始无人监管，导致农田灌溉的水利设施无法落实，长满了杂草。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的夜晚，空气比较干燥。我蹲在田埂边往田里灌水，一直待到半夜，水依然没有灌进去，于是就坐在田埂上思考，瞬间有了灵感，确定了寓言想要表达的思想之后，天还未亮，便直奔房间，写下这篇以兄弟俩共同经营祖上传下来的渔船，经历分船后，船尾的船舱遭遇漏水沉船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诉人们，人与人之间，除了关心自己，还必须关注公共事业，因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记者：看到您的这篇寓言作品，解普定先生是如何评价的？

邱来根：我当时将这篇寓言拿给解普定先生过目后，他经润色、修改后就帮我推荐到《当代少年》上发表了，署名：鱼水。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还有投稿这事，全靠解普定先生帮忙。寓言发表后，这对我的创作有了极大的鼓励，也是促使我走上寓言文学创作道路的关键点。

记者：既然开始创作了，又是什么原因致使你重拾教材，考黄岩师范？

邱来根：考黄岩师范是一个机缘，因为当年考师范的年龄由30岁以下改成了35岁以下，我觉得是一个难的机会，而且家里人也都支持。当然，这次求学，也为我以后创作多样题材的寓言故事和结识国内著名的寓言名家埋下伏笔。

记者：为什么说这是为您结识寓言名家埋下伏笔？

邱来根：1982年，我考入黄岩师范，与解普定先生的来往交流更加密切，同时我还认识了对我的创作有着极大帮助的夏矛老师。我时常会拿一些自己的作品请解普定先生指导，久而久之，解普定先生就将我推荐给夏矛老师。于是，我也会将自己觉得不错的文章拿给他看，请他修改。后来，我的好几篇寓言作品在夏矛老师编辑的《橘花》上发表，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夏矛老师的学生之一呢！

记者：黄岩师范毕业后，听说您曾经中断过创作，是受挫了吗？

邱来根：1984年，我被调到茅畲小学任教，期间关注最多的便是校园寓言，所写的寓言故事也都是针对学生的，因为，我觉得寓言是孩子们的好朋友，而我则是孩子们的大朋友。在茅畲10年的工作经历中，让我开始重视寓言故事教育法，比如说一些事情，老师拿着教条同学生讲，他难以接受，听不进去，但是我换一种方式，用寓言的形式，孩子可能容易接受，就像我会和他们讲《龟兔赛跑》《刻舟求剑》等，同时也会和学生分享自己的创作，比如《勇士与苍蝇》等，从侧面告诉他们一些道理。

所以，当我在1993年调到北城街道中心小学时，就比较关注校园寓言的创作，但因为工作原因，一度耽搁了几年。直到1995年后，创办文学社，指导学生寓言写作的同时，自己创作也开始精益求精。

记者：那就是说2000年以后，才是您创作的高峰期？

邱来根：2001年正式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寓言作品集《小偷撞上大法官》，说到这里不得不感谢我人生中的老师们，倪树根先生、郑开慧先生、金江先生、陈必峥先生和杨晓明先生。他们亲力亲为为我修改作品、润色，指导创作，并帮助我在《少年儿童故事报》《浙江文坛》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所以我的第二部《不会发光的金子》和第三部《走出沙漠的小猴》寓言作品集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出版。第四步寓言作品集《小花猫照镜子》也是，离不开杨晓明先生的帮助，为我的书作序。

记者：获得诸多殊荣，尤其是“金骆驼奖”，对您而言是否意味着达到一个高点？

邱来根：这些殊荣在我看来是一种认可，毕竟“金骆驼奖”是全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最高奖项，两年评选一次，采取不记名投票，而且参评的寓言并不是以单篇文章计算，而是整本书，所以一届“金骆驼奖”能选出的作品很少，全国可能只有三十来本，可见该奖项的实力之硬。当然，这于我而言，也是一种激励，算是给自己镀金，自然这也是我继续向前的动力。

记者：黄岩北城街道中心小学成为“中国寓言文学创作基地”，这与您早年决定在北城中心小学成立文学社，好似不谋而合？

邱来根：成立“翠屏山”文学社，为学生指导寓言创作，并出版《在翠屏山下起飞》《在翠屏山下成长》《在翠屏山下长大》三本学生寓言作品集，起初只是为了促进学校教育，让寓言为教育教学服务，后来为学生编书，也只是为了让给他们留下一些成长的印记。所以在申请“中国寓言文学创作基地”成功后，又提出申报“中国寓言之乡”都像是冥冥中的安排，为了繁荣和发展黄岩的寓言文学。

记者：黄岩成为“中国寓言之乡”之后，黄岩寓言文学作家群的责任应该更重了吧？

邱来根：我想先将手上的两本书完结，拓宽寓言创作的题材，就像我现在在创新的汉字寓言，宣传汉字文化。例如“赶”字，拆分开来就是“走”和“干”，两个字的结合，意味着人生要边走边干。所以创新方面一定要多看，多观察，多留意，不要让才思枯竭，写一辈子的寓言。

此外，我还希望推广寓言，发现和培养更多的黄岩寓言作家，更进一步繁荣黄岩的寓言文学，让黄岩寓言进一步走向全国，使黄岩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寓言之乡”。这是我在每次采访中都要提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