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罗宗洛院士

■张友仁图为罗宗洛（左）与殷宏章（中）、钱学森（右）会面。

罗宗洛先生（1898—1978），浙江黄岩十里铺人。我是黄岩土屿人，我们两家相隔只有一公里多路，可是在家乡我们并没有见过面。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46年秋天，他应北京大学之邀，到北平景山东街北大理学院生物楼小礼堂来做报告的时候。他讲的是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台湾接收台湾大学，并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又被派往东北长春接收日伪的大陆研究院的情况。

他早年留学日本，在札幌市北海道帝国大学1925年获学士学位，1930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1933年任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1940年应竺可桢校长之聘，任浙江大学植物生理系教授（时在贵州湄潭）。

解放前，1944年7月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先在重庆，后在上海）。解放后，他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植物生理学报》的编辑。

罗宗洛先生为人正直，是非观念明确。在1942年2月倒孔（祥熙）运动中，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无理逮捕了浙江大学的几位师生，罗仗义执言，恕斥特务的诬陷，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师生。

1947年冬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残酷杀害于狱中，还逮捕了罗先生的另一名学生。他多方营救，使这位学生获释。

台湾大学的前身，原是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是一所殖民地大学，着重农、医和考古，而没有法学院，罗先生在台湾大学校长任内积极筹办法学院，他请当时任台湾省立法商学院院长的学有专长的黄岩人周宪文为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不久又复聘周宪文为国立台湾大学人文研究所所长，这份聘书还是罗先生特地亲笔书写的。不久，罗先生为了专做植物生理学的研究工作，辞去了台大校长的职务。虽然他在台大校长时间不长，但由于他能发挥中国籍和日本籍的教授和研究员的积极性，使台湾大学在二次大战后成为稳定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他离开后，庄长恭先生继任台湾大学校长，他邀请罗先生来做“顾问”。在罗先生的要求下，庄校长还给周宪文发了一份聘书。

解放以后，他对植物生理学界那种浮夸盛行的风气，深为忧虑。他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水稻、小麦单季亩产几千斤、一万斤、甚至几万斤等等，都是不可信的，并且不同意研究所有些人士提出的放弃植物生理学的研究工作，改为去总结这些不可靠的高产经验的主张。他的这些意见在研究所内引起激烈的争论，他被贴了一百张大字报，他被戴上了“保守”、“白旗”等帽子，对他的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如狂风暴雨一般。但他没有被压服，而是坚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

中科院上海分院的领导人，只好动员罗的好友台州人朱洗，向他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他只好不再声辩，保持沉默。但拒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错误。

1962年7月他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陈毅副总理的再三鼓励下，他和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联名，在大会上对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作了直言不讳的发言。陈毅同志又特别安排他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时再作一次同样内容的发言。他站在周总理面前，对基础理论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对择优选拔人才等问题的发言，震撼了全场，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在“文革”中，他受到残酷的迫害，被隔离在地下室，毁坏了他的身体健康，但他仍顽强不屈，拒绝承认对他的种种不实之词。粉碎“四人帮”后，罗宗洛意气风发，充满了生命活力，不断出席各种会议，发表讲话。

1977年，他已80高龄，还掌握了近十余年分子生物学、植物细胞生理学的最新进展情况，他还准备再编写一部植物细胞生理学基础理论方面的书籍。

1978年初他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虽然心脏病复发住院了，但还坚持第2天就出院参加会议，并且发言。

1978年夏末，他患病住进了上海中山医院，在临终前不久，还准备发言，提交全国植物生理学第2次全会上作为书面发言。10月26日罗宗洛与世长辞。

（作者系黄岩籍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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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洛，植物生理学家，浙江黄岩人。我国现代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1930年获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工作涉及植物细胞质胶体、无机营养及离子吸收、组织培养、生长物质、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细胞生物学等领域，并培养了不少上述诸方面的人才。在国内率先开展根尖组织培养研究。证明铵能作为植物氮源，为铵盐化肥的肥效评价及正确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植物抗性研究提出的措施，为防止海南岛橡胶树寒害和苏北沿海营造防风林的育苗死苗，作出了贡献。曾创办《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植物学汇报》及《植物生理学报》。